由此我想起上世纪初，一批饱受古文精华的学人对几千年的古典也是大开其炮，其言词之尖刻让深埋于土中的先人也恨不能蹦将出来，狠狠地扇其几个响亮的耳括子。但细想一下，话虽偏激，可却也带来文坛的清新之气，再想一下，如胡适、郭沫若确有资格来放炮，所谓圈内人自揭其短，极易点中要害。而现代人则不同，本来只在手中抓了些皮毛，就敢在媒体面前大谈心得，不要说古人，就是胡适有在天之灵，恐怕也要跳出来，扇其面门，怕是扇了右脸，想想还不解恨，怕还要折回头，再在其左脸上再括几下方不能解心头之恨。
我由于近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甚了解，也不想提什么“垃圾”之说，再说垃圾也并非一无用处。只是对一些理性的评判较为有兴趣，这里说的理性并不是指那些四平八稳的学说，而是看他的立意的基础，若是基础对的，既便有些言词不妥，也是无妨。最怕的是盲目的否定或盲目的肯定，这两种观点其害处是相同的，可以说不分伯仲。我一直认为中国的文人大部分是可怜的，不是社会上对他们有什么偏见，而实实是他们自已不够争气，总喜欢认为自己的视野独特，或是愤世嫉俗，认为世人皆醉唯我独醒；或是自怨自艾，感叹命运不济，饱受孤独之痛；或是狂妄自大，固执已见，仿佛这世界中唯有文学是最崇高的事业，自己便是人类文明的开拓者。在这种心态下从事创作必然会导致文学的悲哀，其出现的言论也会被世人耻笑，实在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
不过近来文坛又出一新情况，上海作家程庸自著30万字小说《官窑美人》，本来写本小说不足为奇，但此书却有些奇，该书通篇都没有出现一个“的”字，这种文字上的淫巧，则反映了中国文人在文字上喜作游戏的另一种心态，过去我们只在对子上见过那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状态，但落实到一部长篇小说上来还是第一次见到。这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目的，按作者自已的说法，他此项“实验”的目的是希望回归文言文的言简意赅风格，好一个理由，看样子还颇有些自虐的成分在里面，这不是我个人武断，而是他自己的表述，程庸表示：通篇不用“的”，确实是一件很难受的事情，做过一次实验之后，他在下部长篇里决不这么做了。看来所谓的言简意赅也确让人难受，仿佛罗嗦一下就让人觉得畅快，这里面有“的”何事呢？
那么中文之美的失落真的是“的”字惹的祸吗？我觉得以先不下结论为好，先说字是什么？简单地讲，它只是固化人们思想情感的工具而已，本身并没有美感（书法所表现的字形除外），每个字都有一定特定的涵义，能够驾驭文字的人通过字与字的组合，把自己的观点恰如其分地表现出来，文字才会显现出它独特的美感来，就象一堆砖，你可以用它垒猪圈，也可以用它建筑摩天大厦。一部《三国演义》，它的字绝没有《新华字典》多，一部《红楼梦》，它的词汇量也绝不会赶上《中华词典》。中国人历来喜好在字上做文章，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为了某个字而宁愿放弃对文意的最佳表达，如我们的很多古诗词中细究起来就是在做文字游戏，其本意并未反映什么有意思的内容。所以我说文学是形象思惟的结果，而不是字的结果。
《官窑美人》这部小说应该说写得还是不错的，但我绝不认为是因为没有“的”的原因，相反，因为要着意避开这个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单字，其语言结构须做重大的调整，“的”所赋与的全部内容都要进行规避。表示真实实在意思的“的确”直接用了确实，代替所指的人或物如卖古董的改用古董商，表示所属的关系的词如他的古玩改成了他带着古玩，用在定语后，表示词与词或短语之间的修饰关系如清色的花瓶改成了清色花瓶，用在定语后，表示定语和中心词之间的领属关系如中国的字画直接省略为中国字画。等等。我们知道，“的”字之所以用途广泛，是因为它赋有的内容十分的宽泛，有表现实在意义的，有加强语气作用的，有渲染气氛的，还有干脆就是成语如有的放矢。把这些都一概地去掉，有些语句的别扭是肯定的。还有在创作过程中，时时逼迫自己有意识地回避本该有的句子，在找不到合适句子替代时，最终的结局很可能是放弃必要的表述内容，这样一来反而使这部小说逊色了不少。( 文章阅读网： )
文章当中没有的字，少了许多的过渡的语言，确实可以营造短句的文体，但短句也不排斥的字，战国时楚国宋玉在《神女赋》中不也有“朱唇的其若丹”的句子嘛。所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如文有所思、所感、所真、所情，长一点又有何妨，倘若是假大空话，半句都会引起人们的厌恶。文学走到了今天这样的田地，还是应该与文者自我多多反思，在多元化的社会中我们到底丢失了什么？该如何把那些本来就在你心中，现在你却不到的东西捡拾起来，让自己真实起来，打动自己方能打动别人，若是玩弄文字小技炒作一把，结果必定会成过烟云烟，什么痕迹也不会留下。
